今天讓我們暫時拋開那些關於理論的技術性問題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分享有關於離別的故事。」
我從嘴裡緩緩地說出這段話後，台下學生紛紛張大了雙眼，連剛剛聚精會神在滑手機的人也抬起頭來。我受邀對一群即將在今年畢業的大四學生演講，主題是「年輕世代面臨的新難題」。
幾乎所有技術性的經濟或是社會問題，在我們之前的世代全部面臨過了。
以大眾現在最關心的經濟成長為例，至少我們現在的經濟成長率還是正值，嚴格上來說比不上之前經濟大蕭條或是金融風暴的時候慘。而且我們已經從最慘的狀況走過來了，即使景氣真的再度衰退，我相信才華洋溢的各位會有能力解決它。你只需要修正一些模型跟數字，新的系統又可以重新運行個幾年，只要是關於技術性的問題都可以被解決。
我們這個新世代在較為優渥的環境下成長，比起上一代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去追求精神及心靈的生活。我最近觀察到的現象是，我們這一代出現了一個上一代較少經歷的新難題：如何面對離別。
想像一下，在我們爸媽的那個時代，會面臨的離別頂多是從高雄北上工作。那個時候台灣的機會還很多，整個世界的距離也還沒有那麼地近，許多人是一進公司就會待到退休。我的父親就是典型的例子，從高雄北上台北工作，在一間很穩定的大企業工作33年，然後去年退休。
但是我們這個世代截然不同，因為大人們跟我們說要放眼全球，台灣的機會已經沒有那麼好了，所以我們從學生時代開始出國當交換學生，實習的時候拚了命進到外商，之後又極力爭取到上海甚至是紐約的外派，外派回來之後開始尋求跳槽的機會。
這些我們做的努力都很棒，所有的經驗也都更加強了我們的兢爭力，但伴隨而來的強烈副作用是，我們感覺一點都不穩定。我們一直不斷的在移動，更糟的是，我們一直不斷的在離別。
今年跨年結束後，我先送兩個朋友回家，再確定她們安全到家後，計程車才往我家的方向開過去。我帶著一點醉意獨自在計程車上思考，今年一起跨年的大家，明年還會一起聚首嗎？
我那兩個朋友的最高學歷都不是在台灣完成的，其中一位已經計畫要回西雅圖工作。剛剛一起跨年的朋友們有人從加州來、有人從上海來、有人是在日本念完MBA、有人野心勃勃地準備爭取海外的工作，有些人我今晚第一次跟他們見面，但我知道兩天後他們就要回原本的城市。
我深呼吸冷靜地想了想，去年一起跨年的人，今年只剩5個左右聚在一起跨年，那到了明年還剩幾個人呢？
我們很幸運，學校教了我們各種知識，父母也給我們健全的家庭教育，還有許多有成就的學長姊跳出來開類似的講座，幫你們補足了學校與職場間的落差。但是在座的各位（以及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），我們目前為止沒有被教會的事情之一就是「如何面對離別」。
我們可以用心靈成長書籍的那些話，像是「離別是再聚首的開始」之類的話來安慰自己，但是相信我，真正遇到的時候你絕對不會這樣想。我每次想的都是，或許我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這個人了。我知道現在的通訊軟體非常方便，我們還是可以保持聯絡，但或許我們再也無法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，然後在見面跟告別時給對方一個擁抱，去感受對方的體溫。
所以我從來不送機或是讓別人送機，因為我實在是不想去面對那些因為離別產生的複雜情緒。但前陣子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即將出國工作，而我真的忙到無法在她出國前跟她碰面，於是我看了看我的行程，決定延遲幾個會議在她出國的當天，開車載她去機場。
我幫她把紅色的行李箱搬上車，開車經由高速公路到機場，停好車後幫她拉著行李進出境大廳。進入大廳時我經由鏡子的反射看見了穿著整套西裝的自己，這次居然不是出差或是穿著短褲戴著太陽眼鏡準備去旅遊，而是來送機。我人生中第一次送機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要這麼近距離的面對離別。
在陪她掛行李時我們還可以開玩笑，氣氛輕鬆地就像我們平常聚會一樣。直到她準備過出境關卡時，那些複雜的情緒瞬間湧出，我們突然間都不講話了。出關前我終於開口問她「去多久？」，她說「我一個月會回來一次，但不確定要待多久」。我抱了抱她並且叫她保重，下飛機之後立刻打給我，然後我看著她左手拿著護照，出關直到消失在人群裡。
我清楚地知道每段人生的歷程都是學習，但每次經歷離別，都只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再跟這位朋友見面了，並沒有學到任何的東西。即使可以學到任何東西，但是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面的恐懼感，絕對大到足以蓋掉所有的正面能量。
即使我找千萬種理由來安慰自己，我還是為每個離別的時刻感到難過。這真的是我們這個世代頻繁面臨到的新問題。最讓我們感到無力的是，縱使我們極力避免，離別的時刻仍然無情地不斷上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