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讓我們暫時拋開那些關於理論的技術性問題,如果可以,我想分享有關於離別的故事。」
我從嘴裡緩緩地說出這段話後,台下學生紛紛張大了雙眼,連剛剛聚精會神在滑手機的人也抬起頭來。我受邀對一群即將在今年畢業的大四學生演講,主題是「年輕世代面臨的新難題」。
幾乎所有技術性的經濟或是社會問題,在我們之前的世代全部面臨過了。
以大眾現在最關心的經濟成長為例,至少我們現在的經濟成長率還是正值,嚴格上來說比不上之前經濟大蕭條或是金融風暴的時候慘。而且我們已經從最慘的狀況走過來了,即使景氣真的再度衰退,我相信才華洋溢的各位會有能力解決它。你只需要修正一些模型跟數字,新的系統又可以重新運行個幾年,只要是關於技術性的問題都可以被解決。
我們這個新世代在較為優渥的環境下成長,比起上一代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去追求精神及心靈的生活。我最近觀察到的現象是,我們這一代出現了一個上一代較少經歷的新難題:如何面對離別。
想像一下,在我們爸媽的那個時代,會面臨的離別頂多是從高雄北上工作。那個時候台灣的機會還很多,整個世界的距離也還沒有那麼地近,許多人是一進公司就會待到退休。我的父親就是典型的例子,從高雄北上台北工作,在一間很穩定的大企業工作33年,然後去年退休。
但是我們這個世代截然不同,因為大人們跟我們說要放眼全球,台灣的機會已經沒有那麼好了,所以我們從學生時代開始出國當交換學生,實習的時候拚了命進到外商,之後又極力爭取到上海甚至是紐約的外派,外派回來之後開始尋求跳槽的機會。
這些我們做的努力都很棒,所有的經驗也都更加強了我們的兢爭力,但伴隨而來的強烈副作用是,我們感覺一點都不穩定。我們一直不斷的在移動,更糟的是,我們一直不斷的在離別。
今年跨年結束後,我先送兩個朋友回家,再確定她們安全到家後,計程車才往我家的方向開過去。我帶著一點醉意獨自在計程車上思考,今年一起跨年的大家,明年還會一起聚首嗎?
我那兩個朋友的最高學歷都不是在台灣完成的,其中一位已經計畫要回西雅圖工作。剛剛一起跨年的朋友們有人從加州來、有人從上海來、有人是在日本念完MBA、有人野心勃勃地準備爭取海外的工作,有些人我今晚第一次跟他們見面,但我知道兩天後他們就要回原本的城市。
我深呼吸冷靜地想了想,去年一起跨年的人,今年只剩5個左右聚在一起跨年,那到了明年還剩幾個人呢?
我們很幸運,學校教了我們各種知識,父母也給我們健全的家庭教育,還有許多有成就的學長姊跳出來開類似的講座,幫你們補足了學校與職場間的落差。但是在座的各位(以及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),我們目前為止沒有被教會的事情之一就是「如何面對離別」。
我們可以用心靈成長書籍的那些話,像是「離別是再聚首的開始」之類的話來安慰自己,但是相信我,真正遇到的時候你絕對不會這樣想。我每次想的都是,或許我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這個人了。我知道現在的通訊軟體非常方便,我們還是可以保持聯絡,但或許我們再也無法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,然後在見面跟告別時給對方一個擁抱,去感受對方的體溫。
所以我從來不送機或是讓別人送機,因為我實在是不想去面對那些因為離別產生的複雜情緒。但前陣子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即將出國工作,而我真的忙到無法在她出國前跟她碰面,於是我看了看我的行程,決定延遲幾個會議在她出國的當天,開車載她去機場。
我幫她把紅色的行李箱搬上車,開車經由高速公路到機場,停好車後幫她拉著行李進出境大廳。進入大廳時我經由鏡子的反射看見了穿著整套西裝的自己,這次居然不是出差或是穿著短褲戴著太陽眼鏡準備去旅遊,而是來送機。我人生中第一次送機,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要這麼近距離的面對離別。
在陪她掛行李時我們還可以開玩笑,氣氛輕鬆地就像我們平常聚會一樣。直到她準備過出境關卡時,那些複雜的情緒瞬間湧出,我們突然間都不講話了。出關前我終於開口問她「去多久?」,她說「我一個月會回來一次,但不確定要待多久」。我抱了抱她並且叫她保重,下飛機之後立刻打給我,然後我看著她左手拿著護照,出關直到消失在人群裡。
我清楚地知道每段人生的歷程都是學習,但每次經歷離別,都只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再跟這位朋友見面了,並沒有學到任何的東西。即使可以學到任何東西,但是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面的恐懼感,絕對大到足以蓋掉所有的正面能量。
即使我找千萬種理由來安慰自己,我還是為每個離別的時刻感到難過。這真的是我們這個世代頻繁面臨到的新問題。最讓我們感到無力的是,縱使我們極力避免,離別的時刻仍然無情地不斷上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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